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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admin(管理员) 日期:2014-8-5 点击率:7525
计量之器

1、齐氏三量

    子禾子釜、左关、陈纯釜,即著名的“齐量三器”。1857年山东省胶州市灵山卫出土,此三件器物之器型、铭文提供了准确的断代和分国依据。齐量三器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量器,对先秦社会发展史和中国度量衡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子禾子釜

 

       子禾子釜,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通高38.5、口径22.3、腹径31.8、底径19厘米、容积20460毫升。罐形,直口束颈,小平底。腹两侧有一对半环耳。素面无饰。铭文字数,腹外壁铸铭文108字。腹壁刻铭文九行,有些字锈蚀不清,无法通读。大意是说,子禾子命某某往告陈得:左关釜的容量以仓廪之釜为标准,如关人舞弊,加大或减少其量,均当制止。如关人不从命,则论其事之轻重,施以相当刑罚。可证战国时期度量衡已有明确的规定和管理措施,并将条令铸刻在器物上,犹如晋国之铸刑鼎。铭文中的“子禾子”是田和为大夫时之称。“禾”、“和”古通。齐国的容量单位与别国不同。春秋时代齐国的公量,以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而田氏的家量,改为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田氏曾采取“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左传》昭公三年)的办法来争取民众,发展力量。等到田氏代齐,就把这种家量作为标准量器。田和在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被列为诸侯,子禾子铜釜是田和未立为齐侯时铸造的器物,其年代当在公元前404~前385年之间。此釜是战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量器之一,反映齐国已经具备了严格的量制管理制度。

   

    左关

 

     左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材质为青铜,左关和呈半球状,直口,收腹,平底,在其口沿处有一半球状的流,制作精良。和全高10.8厘米、口径19.4厘米(不含流)、容积2070毫升,约是釜容积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一斗量。铜和外壁刻有铭文:“左关之和”。可证此器即子禾子铜釜铭“左关釜节于癝釜,关和节于癝□”所指的“关和”。《左传·昭公三年》:“齐旧量,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锺,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锺乃大矣”。可知姜齐旧量制为四近位: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锺。齐左关是现存有铭文、能说明年代和量值的最早的量器,是研究战国时期容量、进位和度量和度量衡管理制度的珍贵的实物资料。

 

陈纯釜

 

     陈纯釜,现藏上海博物馆。该器高39厘米,口径23厘米,腹径32.6厘米,底径18厘米,容量20580毫升,腹部近耳处铸有铭文七行三十四字,铭文大意为:陈猷执政之年的某月戊寅日,命令左关官员发,负责督造左关的标准量器釜,并要求所造之器要以仓廪的标准量器釜进行校准。作器之人陈纯。陈纯釜并将督造者和作器者的名字铸于器物上,说明当时的政府非常重视度量衡器的管理和制造,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  

 

2、战国天平

战国楚铜环权及木衡杆,出自战国时期的楚国,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这是一套完整的权衡器,其中包括一根木衡杆、两个铜托盘和9枚铜环权。木衡杆长27厘米,铜盘直径为4厘米,系盘丝线长9厘米。衡杆作扁条形,为木制。木衡杆正中间钻一小孔,小孔内穿丝线作为提纽。衡杆的两端内侧0.7厘米处,各有一穿孔,孔内穿丝线以系铜盘。两个铜盘的底部为近似圆形,铜盘的边缘有四个对称的小孔,用以系线悬挂于衡杆上。九枚铜环权的重量大体以倍数递增,分别为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半斤)。一铢铜环权的外径为0.72厘米,重量为0.6克,二铢铜环权的外径为0.88厘米,重量为1.2克,三株的外径为1.03厘米,重量为2.1克,四铢的外径为1.4厘米,重量为4.6克,五铢的外径为1.7厘米,重量为8克,六铢的外径为2.36厘米,重量为15.6克,七铢的外径为2.96厘米,重量为31.3克,八铢的外径为3.8厘米,重量为61.82克,九铢的外径为4.95厘米,重量为125克。以半斤权推算,一斤合250克。

战国时期,楚国时期使用的货币是铜贝和黄金版,这种小型的衡器应是用于称量黄金。这套衡器为等臂衡秤,秤杆没有刻线,与不等臂衡秤不同,其使用方法当类似于今天的天平。这套权衡器和1958年常德德山墓出土的木杆铜盘天平,是迄今所见最完整的两件天平。 

 

3、商鞅方升

 

中国现存著名标准器,战国中期的青铜器,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由时任大良造的商鞅监造,规定以16.2立方寸为一升。高2.32厘米,通长18.7厘米,容积202.15毫升。现藏上海博物馆。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刻“临”字。“重泉”与左壁铭文字体一致,应是一次所刻,而“临”字与底部诏书为第二次加刻。

此器在史籍上从无记载,最早见著录于罗振玉《秦金石刻辞》(1914)1935年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于收藏家处对此器作测量并考证,发表《商鞅量与商鞅量尺》文章;20世纪60年代商鞅铜方升入藏上海博物馆,经测量一升容202.15毫升。内口长、宽和深之比为5.4:3:1,折合每寸2.32厘米。是研究栗氏嘉量的时代、量制和器型最有力的物证(器物上都有刻铭)。从时序来说,栗氏嘉量为春秋末期,齐氏三量和商鞅方升为战国后期,新莽嘉量为西汉末年。

 

4、汉代圭表

 

汉代圭表出自于东汉时期,1965年在江苏仪征石碑村1号东汉墓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圭表。此圭尺长34.5厘米,合汉制1.5尺,宽2.8厘米,厚1.4厘米,边缘上刻有尺寸单位 ;表高19.2厘米,合汉制8寸,宽2.2厘米,厚1.3厘米,材质为铜制。

圭表由圭和表两部份组成:圭是平放的有刻度的尺,分十五寸,每寸十分,刻度清晰可见。表是直立的标竿,置于圭的两端且与圭垂直,圭、表间用枢轴连接,使之合为一体。圭身正面有长方形匣槽,闭合时可以放置其中。《周礼·考工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贾公彦疏:“土犹度也。”其使用方法是:在地面垂直立一根杆子,杆子在日光照射下将杆影投到地面,土圭则用来测量地面上杆影的长度。当太阳照着表的时候,圭上出现了表的影子,根据影子和方向和长度,就能读出时间。在一天中,杆影最短时是日中;在一年中,杆影最短日是夏至,最长日是冬至。圭表是中国古代既简单又重要的天文仪器之一,春秋时代已经使用圭表测量连续两次日影最长和最短之间所经历的时间,并计算出回归年的长度,东汉铜圭表使用时将表竖立与圭垂直;平时可将表折入圭体中留出的空档内,便于携带。

 

5、新莽卡尺

新莽时期制造的铜质卡尺。目前所见新莽铜卡尺共3件。两件为传世品, 分别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艺术博物馆。另一件为1992年扬州市邗江县甘泉乡东汉砖室墓新出土,现藏于扬州市博物馆。此铜卡尺由固定尺和活动尺等部件构成。固定尺通长13.3厘米,固定卡爪长5.2厘米、宽0.9厘米、厚0.5厘米。固定尺上端有鱼形柄,长13厘米,中间开一导槽,槽内置一能旋转调节的导销,循着导槽左右移动。在活动尺和活动卡爪间接一环形拉手,便于系绳或抓握。两个爪相并时,固定尺与活动尺等长。使用时,将左手握住鱼形柄,右手牵动环形拉手,左右拉动,以测工件。用此量具既可测器物的直径,又可测其深度以及长、宽、厚,均较直尺方便和精确。

西方游标卡尺是法国数学家维尼尔·皮尔在1631年发明的,但我国早在公元一世纪初的新莽时期就己发明卡尺并在生产中开始应用了,超过1600多年。东汉铜卡尺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数学史和度量衡史提供了实例,弥足珍贵。

 

6、千章铜漏

  

千章铜漏是早期泄水型漏壶中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件。1976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沙丘内出土,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铜漏壶的壶内底上铸有阳文“千章”二字,壶身正面阴刻“千章铜漏”字样。此漏壶是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四月在千章县铸造的。后来又在第二层梁上加刻“中阳铜漏铭”。千章铜漏,通高47.9厘米,壶身作圆筒形,壶内深约为24.2厘米,直径约为18.7厘米。壶底下方斜出一根圆形流管,管上斜长为8.2厘米,下斜长为7.2厘米,根径约为2.4厘米,端径为1.8厘米,靠近管端处有一凹槽,管端有径0.31厘米的小孔,小孔用于出水。壶身下为三蹄足,高8.8厘米。壶盖高3厘米,径20厘米。盖上有双层方形提梁,通高14.3厘米,边框宽2.3厘米。壶身总重量为6250克,壶盖2000克,全壶总重为8250克。第一、二层提梁和壶盖的中央有上下正对应的三个长方形小孔,作为穿插刻有时辰的标尺之用,壶中贮水,水从圆形流管逐渐流出,标尺逐渐下降,可观察时辰的变化。漏壶作为中国古代的计时器之一,由置水的容器和计量水量的标尺组成。用水从容器中流出的量来计量时刻,其与日晷等计时工具,对传统社会影响深远。

 

7、记里鼓车

 

记里鼓车,别名“记里车”、“司里车”、“大章车”等,汉代张衡发明,模型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内。两汉末年刘歆著《西京杂记》中对记里鼓车的描述为:“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阳……记道车,驾四,中道”。汉代画像石也有“鼓车”图。唐代以前记里鼓车仅为一层,唐代以后分为两层。据记载,汉代以后历代制造记里鼓车者也不乏其人,但文字记述皆过于简略。至宋代,车的结构、原理及制造方法均已失传。北宋天圣五年(1027),卢道隆重新设计制造成车。《宋史·舆服志》中详细记载了车的结构、尺寸、规范等:“记里鼓车一名大章车。赤质,四面画花鸟,重台匀栏镂拱。行一里则上层木人击鼓,十里则次层木人击镯。一辕,凤首,驾四马。驾士旧十八人。太宗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增为三十人。”

记里鼓车外形是独辕双轮,车箱内有设有立轮、大小平轮、铜旋风轮等数轮,轮周均有齿若干,“凡用大小轮八,合二百八十五齿,递相钩锁,犬牙相制,周而复始。”记里鼓车车身呈倒梯形,上有一横杆呈S状,杆上有两个木人,高举鼓槌,呈击鼓状,鼓上有类似伞状骨架,其中两根骨架尖端雕刻为龙头状,车有两轮一辕,辕首端为精美凤头。它的记程功能是由齿轮系统完成的:将两个齿数相同的齿轮,中间嵌入一个中轮,车便能按同一速度和同一方向运转,整个齿轮系统与车轮同行同止。车上还有一套减速齿轮系统,始终与车轮同时转动,其中最末一只齿轮轴在车行一里时中平轮正好回转一周,经机械系统作用,车上的拨子就拨动下一层木人击鼓一次;车行十里时,上平轮转一周,其上的拨子就拨动上一层木人击镯一次。

现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先生根据《宋史》的记载和张荫麟的齿轮系的排列,经过研究,制得记里鼓车的复原的模型。

 

8、延祐滴漏

延祐滴漏,造于元代延祐三年(1316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整组漏刻由日壶、月壶、星壶、受水壶四部分组成。四个壶均为圆柱体形,在日、月、星三壶的底部均有一动物造型的漏嘴,日壶高75.5厘米、口径68.2厘米、底径53厘米;月壶高5 8.5厘米、口径54.5厘米、底径53厘米;星壶高55.4厘米、口径44厘米、底径39厘米;受水壶高75厘米、口径32厘米、底经31厘米。四壶自上而下依次安放,通高264.4厘米。日壶内的水以恒定的流量滴入下层的月壶,月壶之水滴入星壶,星壶之水滴入受水壶。受水壶壶盖盖正中立一铜表尺,上有时辰刻度。铜尺前端装置一木制浮箭,木箭下端是一块木板,叫浮舟。受水壶中的水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浮舟托起木箭缓缓上升。将木箭的顶端与铜表尺的刻度对照,就可知道当时的时间。

中国古代以漏壶为计时工具,开始时使用单只漏壶,后来出现多壶组成的复式壶。延祐滴漏是现存最早的复式漏壶,壶身刻有制作年份和制作人员。漏刻是一种典型的等时计时装置,计时的准确度取决于水流的均匀程度。早期漏刻大多使用单只漏壶,滴水速度受到壶中液位高度的影响,液位高,滴水速度较快,液位低,滴水速度较慢。为解决这一问题,古人创制出多级漏刻装置。所谓多级漏刻,就使用多只漏壶,依次串联成为一组,每只漏壶都依次向其下一只漏壶中滴水。这样一来,对最下端的受水壶来说,其上方的一只水壶因为有同样速率的来水补充,壶内液位基本保持不变,其自身的滴水速度也就能保持均匀。

 

9、新莽嘉量

新莽铜嘉量是公元9年王莽新朝时国师刘歆制造的标准量器。传清末河南孟津出土,1924年此器在故宫博物院坤宁宫再次被发现,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新莽铜嘉量为青铜质地,是一件五量合一的标准量器,高26.1厘米,口径32.8厘米嘉量包括龠、合、升、斗、斛这五个容量单位,即上为斛,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器外有铭文,分别说明各部分的量值及容积计算方法。新莽嘉量制作精美准确,刻铭说明详细,在中国计量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王国维称赞它是“国之瑰宝”。

嘉量正面铭文共81字:黄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既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沉。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10、万历戥子

万历戥子(戥秤),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杆长31.1厘米,盘径8.5厘米,砣高4.7厘米,底长2.4厘米,重94.6克。戥杆牙质,砣、盘为白银鎏金,底部均刻“万历年造”。“万历”为明神宗年号(公元1573-1620年)。此是现存较早的戥子。戥子,最早由北宋初期的宦官刘承珪发明,明清时候流行,主要用于称一些贵重的黄金、白银、珠宝、中草药等,小秤盘,铊为黄铜或白铜。秤杆有骨质、象牙、虬角、乌木等,最好的是象牙杆。宋代刘承珪奉诏校量太府寺旧藏祛码,发现“ 轻重无准” , 使用中产生许多弊端和争讼, 于是反复校验, 创制了两种精密的戥秤:①采用10=1累、10=1株、24=1两的秦汉古制②采用十进位的毫、厘、分、钱制。两种戥秤互相参校。又重新铸造了一批成套的珐码作为权衡的标准, 置于太府寺。旋即复制多套颁于全国各地。北宋刘承珪创制的戥秤, 称量比一般杆秤精确, 深受肆市、商贾欢迎, 成为此后称量金银、药物等贵重物品的专用工具而沿用了近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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